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指出，国家将在雄安新区试点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找出一条能够发展房地产，又能够控制房价，保证更多需要有住房的人有房住，一条适合创业者、城市经济发展的房地产改革新道路。
“房地产除了传统的模式，实际上还有很多思路。比如像新加坡，有些土地是政府直接管理、直接建设，再通过廉租房、公租房让需要住房的人来住。”邬贺铨说，在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防止雄安新区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应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惠民政策，使年轻创业者有房可住，保障投资热情。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并颁布《土地征用法令》；发展局负责统一开发建造“物美价廉”的组屋供国民使用。《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被征用土地的地价国家有权调配价格。通过这一招，新加坡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了全国80%的土地，用于建设组屋。而20%的土地则是私人土地，可用于市场化的买卖，但是私人房产的价格往往要比组屋贵2-3倍。
仅仅提供充足廉价的住房，并不能遏制炒房现象。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组屋的使用上设置了严格的规定。对购买数目、购买资格（国籍、收入、婚姻状况等）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比如规定一个核心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房，则要退出目前所住房屋；组屋虽可出售，但是需要住满10年，而且即使出售，也要缴纳价格不菲的转售税，这又变相抑制了炒房投机的行为。
除了土地充足、价格实惠、炒房难，新加坡政府的公积金政策为居民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项强制性政策所提供的资金，几乎能够覆盖居民每月的房屋支出。可以说，政府为居民考虑到了最后一环。
雄安新区的设立被房产投机者视为一个“天大的馅饼”。但是，新区内三县早已禁止房产交易，新区周边地区的大部分县市也陆续制定了限购政策。就像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所说，雄安新区是体制与机制创新的高地和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地，不是大搞房地产开发，更不是炒房淘金的地方。
这种全国性的一窝蜂似的房产炒作热潮，恰恰也是雄安新区设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房价屡创新高，一方面是大城市资源过于集中，吸引过多的人口流入，在不断抬升房价的同时，也形成了大城市病，并将房价上涨的预期逐级传递到二三四线城市，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最大的意义是自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从住房分配到商品房改革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瓶颈，急需突破（例如住房供给过度依赖市场：这种借鉴香港模式的做法，也是造成房价不合理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制度改革推进在房地产领域的突出表现。
用邬贺铨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吃了过去房价失控过快上涨的亏，决不能让新区再重蹈覆辙”。
其实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在中国，房子不仅仅是房子，房子上寄居或捆绑了很多东西，例如教育、医疗，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而“十二五”以来国家政策的整体趋向是让房子回归居住的本来属性，也就是将来房子就是房子，就是用来住的，跟其他的无关，其他资源的享用将不再以有无房产证为前提。近几年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房产的政策和规划就是慢慢地将房子上捆绑的东西一点一点剥离。当房子成为房子的时候，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旧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思维和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都深深地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增加了调整的难度。因此，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建设新区的做法，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的体制并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因此，雄安新区最大的意义是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一旦雄安新区取得巨大成功，被其他众多城市引为范本、竞相效仿，改革的冰山将迅速融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希望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能让人们改变房价永远上涨根深蒂固的意识，改变做企业不如炒房的不合理现象，让国民意识到创新才是中国财富之源、发展的终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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